对于宪法学者来说，确立和维护国家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价值标准，也应该是其实现职业价值乃至人身价值所不可缺少的品质。
举报投诉传真：0351-2021883。同时，也不禁会惊叹：我们的党委、政府原来有如此强大的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我们的法律原来有如此排山倒海、不可动摇的威力。
山西黑窑案中的基层执法人员贪财渎职，无视法律，甚至执法犯法，却认真执行领导批示，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山西曹生村黑砖厂附近的群众就是这样的：黑砖厂的事我们当然知道，但连政府都不去管，谁还去管这闲事，况且人家的父亲是村支书，谁愿意得罪他。在一个厉行法治和不断向现代化管理迈进的国家，还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法律，是匪夷所思的。黑窑案不仅震惊了中国，也早已传到国外，我想，即使人权记录最糟糕的美国乃至某些非洲国家，看到中国黑窑里苦工的人权状况，也一定会侧目摇头、惊骇不已的。这对于违法犯罪的嫌疑人而言又是不公正的。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恐怕很难有什么比认真执行宪法和法律更重要的东西了。报道说，按照中央和省领导的批示，山西省公安厅连夜作出部署，在省、各市主要媒体及网站上发布接受省内外群众投诉、举报和要求帮助寻找亲人的公告，并指挥组织各级公安部门立即展开行动，认真彻查，全力解救，平安送返。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同，商事主体的人格具有财产要素。
然而与之相伴，去法典化呼吁也在法学界此起彼伏，并且就中国商法立法历程来看，后者更占主流，其理由基本就是民国时期《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所列八大理由。这都是我们在商法典立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再次，从立法的紧迫性来看中国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急需《商事通则》。欧洲商法史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没有商业传统、刚刚步入商业社会时间不长的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战后商业经济的崛起乃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和贸易规则的制订者，《美国统一商法典》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上述国家依赖于卓越的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实行的都是法律的强制输出，现阶段我国只能通过商事法律的国际趋同，以国内商事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获取域外国家的认同，进而激发外国对我国法律的自主趋同，最终实现法律制度的输出，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国构建国际经贸合作保障体系的必然选择。
不论是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还是世界战争的启示，不论是富民强国定国安邦，还是消除积弊铲除乱象，都要求我国在编纂《民法典》的同时，尽快制定颁布《商法典》。并且，十九世纪欧洲各君主国出台民法典之际都试图用民法典调整商人关系，但是也都走向了失败，拿破仑颁布《民法典》之后就认识到了保障社会经济活力仍然需要《商法典》，德国同样放弃以《民法典》取代《商法典》的做法，采取了民商分立并同时分别制定民、商两部法典。[2][7]任先行：《商法原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573～577、638页。所以，要以社会分工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在法学领域需要构建全面的制度。
对此，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曾说过：保证文明、进步和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家和企业享有尽可能多的活动自由，最大范围实现个人主义。在建构现代商事行为制度时，需要对传统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与现代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作出区分，认识到现代商事行为的复合性，对加入了金融产品、数字产品这类标的物，以及加入的大量的商事服务后的商事行为制度如何正确调整，如何安排相关制度，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第四，中国商法典需要从当下中国产权制度的现实出发，在肯定公、私商主体并存的同时，建立商主体独立、平等、公平的规则体系和竞争体系，尤其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公有商主体、现代企业制度中二权分离这一商法基本规则，防止重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将企业沦为政府的工具或附庸，进而导致政企不分、政商不分的复辙。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合理地运用了商的特殊社会发展功能，这就是：张扬商的社会积极功能、抑制商的社会消极功能。
这些都是中国商法典立法面临的难点。该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寻找能够替代宗教伦理，维护社会伦理价值以平衡商业伦理冲击的道路，为此古罗马法的复兴运动水到渠成，法国和德国相继出台了民法典。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作为中国的商事立法，中国商法典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创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事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促进中国商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融合。
(二)商法典是防止商业无休止扩张的标尺 虽然商业发展可以带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商业具有无休止扩张的内在倾向，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引导和促进商业健康发展的商法典。我们崇尚正义和法制精神，但社会民众的价值判断更崇尚利益。同时，在商事责任纠纷解决制度上，商法典应建立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商法理念和思维为指导裁判商事案件。[6][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页。第二，商事主体制度构建。{2}谢怀縂：《外国民商法精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在此经济基础上，我国商事财产中公有财产具有显著的地位。所以，制定具有时代特征的商法典并以此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律桥梁，是保障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核心工程。
更有甚者，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加入逐利的商人队伍，通过商事经营弥补财政收入。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分工是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分工在经济学上是不同行业的配合，在法学上则是不同部门法制度的建设，既包括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制度的完善，也包括民法、商法等私法体系的健全。
因此，商业的无限度扩张，小至危害一国社会稳定，大到引起世界格局动荡。与民事财产用于生活消费以稳定为特征不同，商事财产作为经营性财产以风险为基本属性、以增值为目的，由此引申出不同于民事财产制度的商事财产制度构建。
目前而言，虽然我国总体上建立了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但是，商事法律基本制度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二)《中国商法典》立法体系构建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编纂《中国商法典》的需要不是人为的，而是在商法与实践的互动中显现出来的，它产生于生动活泼的商事实践，即现实迫切需要商法典填补民法和已有商事单行法律之间的空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商事活动为此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商法典作为商事活动的基本法，需要总结过去以展望未来。第六，商事责任和商事纠纷解决制度构建。
三、编纂《中国商法典》的路径 当代中国，就商主体与商行为已经颁布有大量的单行法规，这些单行法规缺乏统一的商事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8]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36页。
不仅如此，在公有主体大量存在的现实体制之下，公有商事财产的保护也是商法典不能回避的问题。全面展开现有商事法律制度的整理汇编，即完成《商事法律汇编》。
我们积极推行法治，但社会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商可带来繁荣，自从有了远古贸易，人们就充分认识到了商的这种独特功能，无论古希腊罗马、中国春秋战国，还是古伊斯兰沙漠商队城、古印度孔雀王朝，奴隶社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商业繁荣基础之上的。
俾斯麦采取商事法律制度先行的作法，不但加快了德国政治统一的步伐，更使统一后的德国经济迅猛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没有良知的商业一定是野蛮的，从古代社会至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以及15、16世纪后的所有战争已经说明了该事实。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但商人的素质却不断下降，由于商事规范的缺乏、社会分工的模糊性，使得我国出现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加入了营利的大潮，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社会大企业无休止地恶性经营，中小企业、个体商人唯利是图，社会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商业欺诈与犯罪频发等严重偏离社会伦理导向的现象。解决该难题障碍重重，需要一定程度的经验积累，会导致商法典编纂的时间延迟。
世界历史所展示的共同智慧和当下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及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使法典化的呼声自中国商法研究起步起就不绝于耳。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商业繁荣背后的制度缺憾，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和重新评估我们现行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民商不分，缺乏商事基本法，商人创新精神缺乏商事基本制度保护，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也缺少商事基本法律制约。
于古罗马时期就获得成文法地位的民法，在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时走向了没落，彼时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以禁欲、禁商为特征的宗教伦理。第一，作为商事基本立法，中国商法典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创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事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促进中国商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融合。
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基于商法典的助力。在二十世纪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无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还是其他大国，无一不是借助商法典提升国家商事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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